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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稿时间:2020-06-02 10:09:22

                                                          “为让产妇得到更好的休息,男性配偶应承担更多的照顾新生儿的工作。因此,建议将原有男性配偶陪产假延长至38天,用于陪伴、照顾产妇产前孕检建档(1天)、围产期7次产检(7天)和产后产褥期(30天)。”熊思东表示。

                                                          “面对这样的情况,男性配偶在新生儿孕育过程中的照顾和陪伴显得尤为重要。”熊思东称,目前男性配偶参与育儿方面还较为落后,许多人希望陪伴妻儿,却有心无“时”。

                                                          为落实陪产假制度,熊思东认为劳动监察部门应将陪产假权益保护纳入劳动保障监察内容;用人单位应采取劳动合同备案制度,按照法律规定增设专门合同内容,明确陪产假权益,并对执行陪产假作出具体安排。

                                                          达顿称自己的质疑是为了反对外国干涉、捍卫澳大利亚价值观,但《澳大利亚人报》认为,这是联邦政府对于几天前维州财政部长帕拉斯严厉批评本国对华政策的反击。帕拉斯19日说,“对任何单一国家进行诽谤的想法都是危险的、有破坏性的,并且在许多方面可能是不负责任的。他们不需要对一个遭遇了痛苦并且需要恢复自己经济的国家进行侮辱。”这样的定性和措辞,在批评联邦政府的人士中十分罕见。20日,维州运输基础设施部长阿兰在澳议会账目和预算委员会听证会上,一再被问及维州政府是否会通过“一带一路”协议向中国寻求245亿澳元的资金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阿兰称这和听证会内容不相关,因此拒绝回答,但反对党则认为其中有猫腻,达顿也趁机下场反击。

                                                          此外,产妇压力增大。据统计,高龄产妇占我国孕产妇总数13.4%,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伴随高龄孕产妇和辅助生殖技术受孕者的增加,产妇恢复期增长,且在孕育过程中,承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双重压力,不少女性在孕期及产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接近20%会发展为抑郁症。

                                                          同时,相关高校、高中职业学校、社区要积极参与男性配偶母婴护理技术培训和能力提升工作,开发家庭教育课程体系,组织男性配偶开展产妇、新生儿照顾知识普及等学习活动。

                                                          他认为,就男性配偶陪产假而言,我国缺乏统一的全国性法律,各地执行标准不一且普遍较短,为7~30天不等,大部分仅为15天,同时仅作为对实行晚育或合法生育的一种奖励,在实际落实中有困难。

                                                          【环球时报驻】因大麦和牛肉对华出口连续传出不利消息,澳大利亚各界开始担忧贸易冲突进一步蔓延至其他领域,密切关注中国的政策走向。究竟要合作还是对抗,澳大利亚内部在对华策略上陷入巨大分歧。21日,澳内政部长再次点名批评维多利亚州政府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违背国家安全利益,引发联邦政府与地方之间的口水战。

                                                          其次,家庭育儿压力增大。“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孕育二孩的家庭,不仅要照顾孕妇和新生儿,还要兼顾大孩,家庭育儿压力倍增。

                                                          熊思东认为,育儿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家庭育儿人力资源匮乏。伴随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421”、甚至“422”家庭模式呈现主流倾向,“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使得家庭背负沉重的养老压力,加之城乡、城际频繁流动的常态化,祖辈与父辈、孙辈异地生活,夫妻异地情况较多,加剧了育儿人力不足的矛盾。